[50]此处对二者不做区分，只是强调司法并不完全是依法司法。

总的来说，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多数学生会认为法理学这门课比较枯燥和抽象，不如部门法学有趣和容易理解。⑨ 有关法学通说的讨论，参见：黄卉所写的《法学通说与法学方法：基于法条主义的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三是强调社会情境的重要性。[1-2]他认为法律上最重要的现象是权利和权力，最基本的矛盾便是权利与权力的矛盾，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做自然法研究的学者，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学术群体。既然文章的讨论空间是中国，时间是晚近40年特别是笔者入法学院以来这段时期，那么对于法理学的讨论就不再是抽象的知识讨论，而是从笔者的经历入手，分别从学习体会、教学经验和研究偏好三个方面展开，进而对当代中国法理学进行整体性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李光灿、孙国华、张光博、吕世伦、黎国智等老一辈法理学者都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而著称。

虽然这三个领域各有特性，但也有一些共性构成了社科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笔者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政法和司法社会学，主要是分析党的政法委员会和中国政法体制的运作过程，分析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和影响。每个主体都是社会网络的结，每个主体在同一个法律关系中为主体的同时，也作为权利作用的对象。

[61]《德国民法典》对于法人人格确立的初衷同样在于，赋予法人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资格。与法人一样，如果其他主体要求机器人承担责任，也可以如刺破法人面纱一样，要求机器人的控制者（股东）承担责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法人享有财产权，但法人的财产只是股东承担责任的基础，该项财产只是登记在法人名下，真正的主体还是自然人。[30] （二）抽象人格能够实现主体人格的平等性 抽象是一般法律人格的最本质特征。

[60]Jessica Berg.Article: Of Elephants and Embryos: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Legal Personhood,59 Hastings L.J.383(2007). [61]同前注[54]，卡尔·拉伦茨书，第57页。当然，就自然人而言，在法律诞生之初，并非所有的自然人均被赋予权利能力，自然人具有权利能力是法律创造的结果，这个结果并不在于人的理性而在于伦理。

（一）伦理性人格只是近代民法发展的产物 人格制度的演变直接反映了整个民法观念、价值的发展变化。[11]Mireille Hildebrandt, From Galatea 2.2 to Watson--And Back? in Human Law and Computer La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25 Jus Gentium 23,38. [12]John Dewey,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Corporate Legal Personality,35 Yale L.J.655,656(1926) [13]参见房绍坤、张旭昕：《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主体类型》，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12期。尽管学者认为，客体不可能是人身,只能是人身之外的利益。[24]季秀平：《对债权客体的重新认识》，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5]另外，智能机器人还能够通过创设承担经济责任的合法路径，如开设相应账户，当其对他人造成损害时，优先以该账户资金进行赔付。作为智能机器人发展较为先进的智能驾驶系统，已经投入运用，目前法律仍然缺少对智能驾驶系统的法律规制，对于智能机器人中的计算机，法律并不是将计算机当成法律实体，而是人使用的工具，不管使用者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均要对其行为负责。如果应预见而没有预见，行为人就具有过错，应该对此种行为承担责任。[82]美国司法实践中就认可机器人的有限人格。

例如，公司等经济性主体一旦享有言论自由，便会损害自然人的言论自由，由此公司并不具有自然人的言论自由。[16]因此，有学者建议赋予计算机交易系统法律人格，以此使得通过该系统订立的合同具备强制执行的正当性基础。

[91]同时，还可以通过登记确立智能机器人与占有人的代理关系，从而确定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责任承担机制。[86]See S.M. Solaiman， Corporate Manslaughter by Industrial Robots at Work: Who Should go on Trial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Law in Australia? Fall,2016，35 J.L. Com.21,pp.24-30. [87]参见朱虎：《萨维尼视野中的法律关系的界定——法律关系、生活关系和法律制度》，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5期。

基于智能机器人的自我意识，不过他们自治能力如何，授予智能机器人主体地位，使其能够进行自我管理，或许更能够为人类服务。[56]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3条规定。其二，智能机器人还会产生情感替代效应，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混淆人与机器人，而是通过机器人与外界交流，人类在情感上愿意将机器人作为特殊目的的人或动物。[25]而物权法也是基于义务人为中心建立相应的权利制度。[45]同前注[40]，David Marc Rothenberg文，第452页。（二）权利与义务是工具性人格的认定标准 民法人格从古罗马私法到现代民法的发展，历经了由具体的身份基础到抽象的伦理基础的演变。

例如，在McEvans v.Citibank, N.A案件，银行的自动存款机基于错误没有确认顾客的存款由此导致顾客的存款损失，存款机作为银行的代理人，银行由此应该对顾客的存款损失承担责任。或者，有学者试图以严格责任来解决致人损害的问题。

[17]同样，也有学者主张，机器人自己可以购买相应的行为保险，以减轻或有能力承担其错误行为所致损害赔付。[85]吴汉东：《试论人格利益和无形财产利益的权利构造——以法人人格权为研究对象》，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

其次，法律赋予法人具有财产权与赋予机器人具有财产权二者并不具有实质差异。三、工具性人格构建的基本要素和前提条件 （一）意志并不是工具性人格的本质属性 温德沙伊德虽然认为权利能力来自于法律的赋予，但是，这个法律作为实在法却不是立法者的意志，而是来自于近代哲学以来的伦理的‘自由意志的人格。

法律中的人终究只是立法者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确认或者虚拟，可以说，在自然人民事主体地位得以完全确立前，人是人的工具，人与人的区分是建立在人本身的能力大小或是其在国家或家庭中的位置。**本文系法治湖南建设与区域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资助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就向欧盟提交动议，明确提出将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由此不仅赋予其民事主体的资格，更是从政治、纳税、社会治理上全方位承认其主体地位。而立法者正可以借助于法律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强大优势，塑造出新型的法定权利——这些权利或者指向人，或者指向机器人——来重新界定法律行为、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从而保证法律体系能够获得持续运转。

[4]可以发现，智能机器人的主体性定位已经成为智能机器人时代下法律研究的关键问题，因此，本文旨在为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化发展提供一条合理的论证路径，希望为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法律控制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22]但无论如何定义，智能机器人都没有脱离工具化的主体范畴。

问题是，独立意思是推断或者拟制的产物。[90]也可以为机器人购买行为保险，以减轻其错误行为所致损害的赔付。

[69]值得强调的是，民事责任既是一个与民事义务相对应的概念，又是一种与救济相对应的概念。该体系忽视了现代民法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生活属性。

民事责任与救济权对立统一，也构成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在智能机器人责任的承担方面，仅以客体的思维或者逻辑解决未知领域存在的问题，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以及实践不足。其二，学习性，实现自主地学习和积累。[50]社会并不因法律赋予机器人财产权而导致社会危害，换言之，机器人对社会有害与赋予机器人财产权并不具有本质的关联。

在相对落后和野蛮的奴隶制时代，法律仅为极少数上等人、自由人服务，法律承认的民事主体也仅限于此类少数人。这就有必要反思民法中抽象人的表现，重新构建民法上的抽象人格制度。

更准确而言，设计者，程序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法学家在运用现有的责任概念与假设来构建阐述智能机器人所导致的问题。[94]Neil .M.Richards and Wiliam D.Smart. How Should the Law Think About Robots,in Robot Law(Edited by Ryan Calo,A.Michael Fromkin and Ian Kerr),Edward Elgar 2016,at 13. 【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5 进入专题： 智能机器人 民事主体 工具性人格 。

或许有学者认为，该种支配可以进一步追及到软件开发者或者智能机器人制造商。[27]机器人与人的最大差别就是理性人面对复杂的情况时，只能作出其最为满意而不是最好的选择。